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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裁量基准已经向社会公开，广大行政相对人对此已经产生信赖利益时，严重违反裁量基准亦有可能构成违法，尤其是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

在大陆法系国家，公法上的比例原则是公法的皇冠原则，也是最核心的实体审查标准。[23]不过亦有学者对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形式化理解作出理论反思，可参见谭清值：《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的生成史——以全权机关为理论线索》，载《人大法律评论》2019年卷第1辑，第192—193页。

最后，经过授权明确性原则、比例原则逐层深入的遴选，最终选定最佳授权方案。更富有意味的是，除前项决定外，余下的18项决定均没有论涉宪法依据问题，似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非宪法成为国家一切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例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提案人和有关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部门应当提供有关的资料，同时提案人应当向会议提出关于议案的说明。具体而言，法律所欲规范的对象具有一般性，具有普遍适用的特性，而授权决定仅是针对部分地方而适用。而事实型改革则是以漠视甚至破坏法治理念为沉重代价，且试错成本高昂的改革类型。

[7]参见郑磊、王逸冉：《全国人大常委会试点授权要素论——基于〈立法法〉第13条的规范性思考》，载《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5—7页。[40]虽然此种认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是，它将追求内容科学性的问题消解掉了，实际上逃避了该问题。对此，授权者应当在实现授权目的的实际需求尺度上形成良好的明确性规则。

因为，授权法律已予规定的改制试点与《立法法》第 13 条规定的授权内容是相契合的。以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为例，该项制度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单处罚金的案件）设计的诉讼程序。该类授权决定共有14项，[13]譬如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对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调整相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具体改为备案管理。但将该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转型语境之中，它又能够获得生长的土壤。

[45]另一方面，对于重要的但不具有直接侵益性的组织和程序制度的改革事项，容许存在改革试点的空间，但在授权试点时应当契合形式与内容的合比例性，审慎地考量是否超越了必要的限度，以防止授权决定的形式滥用。该论存在的问题恰恰在此，全国人大职权条款不是自由行为的领域，而是受到宪法规范的根本性限定，因此，对于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职权条款之理解不应适用举重以明轻的推论。

因此，当刚开始无法把握改革试点期限长短的情况下，不宜设置过长的期限，而宁可采取略显保守的延长期限的做法，结合具体经验抑或教训再决定是否适当延长。如果深入到具体人大议事，其一般规则也对人大议事的民主性、科学性提出要求。经由梳理而发现授权决定的多重实践形态，这多少令人感到震惊。往后历次的宪法变动，只是全国人大全面修宪而非制宪的结果。

虽然延长期限的规定方式各异，但授权期限模糊化的问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疏解。其实，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层次的改制或创制往往涉及一般法律制度的变动，继而该类授权内容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前述两类决定。不过，授权改革试点制度的出现，有其自身的规范价值（为正式的修法服务），同时该类决定也是人大而非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形式，所以它受到重要性理论的限制程度显然存在且应当存在区分。[10]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4—6页。

上述调整期限为一年（该决定经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在授权改革试点的语境中，就是要深入到改革试点的本质特征去审议并作出正确决策。

[24]参见王俊拴：《共和政体与当代中国共和制实践的基本特色》，载《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33—34页。[5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对〈关于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7年第1号）。

[70]周强：《对〈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2014年6月2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4年第4号）。时至今日，面对实践中的违宪违法改革，我们的学说未能给予妥当解答。而在规则层面，授权明确性原则要求授权法必须拥有明确的内容、目的和范围，且三者并不需要完全区分对待。黎娟：《试验性立法的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以我国〈立法法〉第13条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第84—94页。[28]这种观点近似基于调和改革与法治之紧张关系的需要而为的目的论扩张解释，即突破修改的惯常字义而从事宪法续造。一般将前者称为执行性立法，将后者谓作自主性立法。

根据《宪法》第 62 条第12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以不适当的标准改变或撤销其常委会的决定。在符合授权明确性的初步要求下，最佳改革试点授权方案中的措置选择要合乎比例。

[51]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5年第4号）。[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3]参见丁伟：《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制保障的探索与实践》，载《法学》2013年第11期，第111—112页。

（6）2015年《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由于各地地方性法规的结构和体例不同，所以授权改革试点条款所处的章节存在差别，分别放置在总则法治环境立法权限保障措施其他规定管理体制以及地方性法规的报批、公布和解释等章节之中。

所谓重要性理论，指干涉或侵害基本权利的权力行为，其构成要件、组织及程序上属于重要事项者，必须由立法者自己为之，不得授权行政机关自行判断。[34] 《立法法》第 73 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两类事项作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其二，在程序方面，法律与授权决定存在显著的区别。虽然其中部分授权决定的作出时间先于《立法法》的修订，但不影响这样的现实判断。

授权改革试点的必要性评估，实质上就涉及对改革发展需要的论证。例如，当前实践中设置的授权目的过于笼统宏观，就缺乏可实现性，实难成为其他监控规则设置所围绕的目标。

[73]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第287—293页。[48]对于这些修宪禁止的内容，自然也无授权改革试点的余地。

如果地方人大可以恣意授权改革试点，则与其保证宪法法律执行的职责明显违背。[9]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89—91页。

富勒将实证主义者悄悄隐藏在法律理论背后的价值取向公开表达出来。随即表明，由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授权，选择部分地区进行试点，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积累实践经验。以美国为例，理论上立法授权的宪法限制较少在实践中得到严格实施，特别是在19、20世纪初，联邦最高法院往往倾向于支持国会授权的政策制定权。作者简介：谭清值，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

因此，改革发展需要论证本身需要事实确证，因为利益的识别与整合要寻求社会事实的支持。能够料想到，这样的结果将无疑导致授权者的泛化，严重损及法制统一、立法平等、法的安定等法治所蕴含的价值。

[6]参见傅蔚冈、蒋红珍：《上海自贸区设立与变法模式思考——以暂停法律实施的授权合法性为焦点》，载《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第99—100页。参见曹舒：《人大授权暂停法律实施的合宪性检讨与控制》，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8年第1期，第70—71页。

授权改革试点，应当遵循平等权的要旨，符合宪法全盘价值理论，立法者不可以在法律体系内，树立价值相互矛盾之制度，使得规范之适用发生法确信力之怀疑，致失正义之后果。四、启动授权某项改革试点的两重审议 为防止人大授权改革试点的形式滥用而导致法律功能危机的出现，启动授权应遵循必要的条件。